在今年的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赵春青研究员公开表示：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其实，这一说法并非首次提出。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认定为夏朝中晚期的都城后，考古学者就一直在寻找夏朝早期都城的遗址。
根据地层的层位关系和文化的脉络，新密的新砦遗址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但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从文化属性来看，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着显著的延续性，二者关系紧密。如果再考虑到鲧、禹时期的登封王城岗遗址，那么夏朝从早期到晚期的历史遗迹几乎都位于河南省内。这意味着，夏朝的疆域中心就在河南，同时也包括了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的一部分地区。
当然，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如文字资料），目前所有关于夏朝的考古推测都只能做到99%的准确性。尽管如此，基于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完全取代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现象，正好对应了古籍中的“禹征三苗”事件，而煤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登封、禹州，又恰好是历史上禹的都城。因此，夏后氏族群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河南，这一点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
展开剩余84%从这些线索中，我们可以逐渐梳理出上古历史的脉络：良渚文化的北迁迫使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向西进发，进入晋南后与庙底沟文化融合，最终形成陶寺文化。大量证据表明，在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陶寺遗址依靠山西南部的山脉和河流，形成了一个新的王权政体——陶唐氏。那时的夏族群依然只是局限在崇山南北一带，分散成多个小部落，经常相互争斗，但也共同听命于北方陶寺联盟的宗主——尧。
当陶寺建成280万平方米的都邑时，禹都的王城岗遗址只有3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尧部落在资源和人口上远超夏部落，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尧能轻易指派鲧、禹父子去执行如此艰难的治水任务。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建立年份定为公元前2070年，但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上并没有考古证据证明夏后氏部落拥有凌驾其他部落的文化影响力或是初步的王权。因此，这个时间很可能只是将夏部落时期延续到夏王朝时期。
然而，到了公元前1900年，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时期，陶寺政权遭遇了外部势力的猛烈入侵，陶寺的王族墓地被摧毁，宫城内发生了惨烈的屠杀。从此，陶寺从一个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迅速衰落，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居住地。而此时，以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特征为主的新砦遗址迅速崛起，出现了大规模的祭祀遗迹、礼乐和宫城设施，遗址面积也从王城岗时代的30万平方米扩展到近100万平方米，最终在偃师建成了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看，陶寺的衰落显然最有利于夏后氏族群。因此，大禹也就成为了被认为有可能摧毁陶寺的最大嫌疑人。根据《竹书纪年》记载，舜与禹的权力交接过程充满了暴力夺权的痕迹。韩非子曾言：“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这四位王者，都是臣子弑其君。”但是从陶寺的考古发现来看，禹可能是冤枉的。
通过陶寺晚期被毁弃的墓葬灰坑的文化分析，可以判断是使用陶鬲的北方文化族群攻占并灭掉了陶寺政权，而这种鬲族群来源于北方。陶寺灭亡时，夏族群的目标是南方的石家河（三苗）族群，因此，陶寺的毁灭与河南龙山文化并无直接关系。
那么，究竟是谁帮助大禹清除了北方的障碍呢？在龙山文化的晚期，临汾盆地出现了大量的双鋬陶鬲，而这些陶器的溯源结果让人们怀疑是石峁文化族群（该文化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攻占了陶寺。石峁遗址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与陶寺几乎同时建立了超过300万平方米的城市，并且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迅速衰落。石峁和陶寺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尤其在玉石器和日用陶器上，二者有着深刻的相似性。
此外，中科院古脊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陕北的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特别是与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汉族之间有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石峁人群和陶寺人群也在母系遗传上有较大的相似性。虽然石峁文化深受老虎山文化的影响，但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同一族群的分支，在血缘上有着深厚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石峁遗址的防御工事显示出它的敌人并非陶寺文化。石峁位于陕北黄土高原，拥有坚固的石制城墙、角楼和疑似“马面”的防御设施，这样的防御体系显然不是为了对抗陶寺。而且，陶寺文化在其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局限于晋南，并没有扩展到南北区域。因此，石峁的巨大防御工事显然是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敌人。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文化族群——老虎山文化。老虎山文化遗址位于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影响范围几乎涵盖了草原和农耕区的交界地带，石峁文化也受其影响。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石峁人群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北方的仰韶文化，但其文化属性却呈现出老虎山文化的特点。这表明，石峁文化和老虎山文化有着长期的对抗关系。
研究还发现，在陶寺灭亡后，石峁古城也很快衰落，原住民大量南迁。而与此同时，来自北方的老虎山文化族群占领了石峁。这一文化的南迁，表明老虎山文化是导致陶寺灭亡的真正原因。
那么，为何老虎山文化会南迁，且为何石峁人未能阻挡这一入侵呢？有研究表明，公元前1900年左右，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冷，导致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发生变化，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开始出现石刃刀和细石器，这表明狩猎经济占比增加，农耕经济则有所下降。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石峁文化的衰落使得大量人口南迁，从而为老虎山文化的南下创造了条件。
尽管陶寺被北方文化摧毁，但它的灭亡为夏后氏族群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在经历了公元前1900年的战乱和大洪水之后，多个文化族群进入了伊洛平原，共同创造了夏文明。而作为石峁文化的精神象征，牙璋、龙形器等文化特征，也成为了夏文化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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