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主持编纂的《全唐诗》正式问世。
这部耗时一年半、收录近五万首诗作的典籍，一度成为古典诗歌的权威标杆。
但很少有人知道，书中一位与李白、杜甫并列的“盛唐才子”牟融，带着六十九首“唐音”火了数百年，最终却被考证出唐朝压根没这号人。
初次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毕竟牟融的诗作，不少人在课本里都接触过。
他的《客中作》“千里云山恋旧游，寒窗凉雨夜悠悠”，读起来格调高古，辞藻俊朗，怎么看都像是盛唐山水诗的典型。
展开剩余85%可就是这样一位“名家”，在唐代的典籍、碑志、笔记里，连一点踪迹都找不到。
《全唐诗》里的“穿越诗人”《全唐诗》的编纂过程其实挺仓促的。
当时十名翰林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了九百卷的内容，收录标准也相对宽松，只要诗风贴近唐代、题赠的人物有迹可循，基本就能“放行”。
牟融的诗作恰好符合这些条件，于是便堂而皇之地跻身其中，连小传都写得有模有样，标注为“贞元、元和间人”。
本来想，既然能被《全唐诗》收录，履历应该没啥问题。
但后来发现，牟融的诗作里，漏洞简直藏都藏不住。
他的“朋友圈”时间线乱得一塌糊涂，既给开元、天宝年间的书法家徐浩写过送别诗，又为宝历年间才中进士的朱庆馀赋诗饯行，中间足足隔了上百年。
这搁现在，妥妥的“穿越剧剧本”啊。
他诗中提到的画家范启东，在唐史上查无此人，反倒和明代永乐年间的画家范暹同名同字。
这样明显的“穿越”痕迹，放在以严谨著称的清代翰林眼里，本该一眼识破。
可当时编纂者只盯着“诗似唐”这一点，竟让这位“明人”稳稳坐上了唐诗的“贵宾席”。
其实古代典籍编纂，类似的疏漏并不少见。
毕竟在手抄、雕版的时代，文献传播全靠人工抄写、整理，缺乏系统的复核机制。
加上时间紧、人力有限，很多典籍都难免出现误收、漏收的情况，这也为伪作混入正统典籍提供了可乘之机。
伪作如何混进经典顺着这些漏洞往下查，牟融诗作的真实来源逐渐浮出水面。
这些被当作“唐诗”的作品，压根不是唐代产物，而是明代中叶的“仿古之作”。
早前明代中叶，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全社会都掀起了模仿唐诗的热潮。
当时的文人都以能写出“唐音”为荣，诗作在遣词、句式上都刻意贴近唐代风格。
这种全民仿古的风气，确实为伪作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文化土壤。
有需求就有市场，书商们嗅到了商机。
他们把明代文人的仿古之作，伪题为“唐牟融”，通过明抄本的形式流传。
这些诗作本身艺术水准不低，再加上“唐诗”的标签，很快就受到了藏书家的青睐。
明末藏书家季振宜把这些诗收入了自己私辑的《唐诗》中，而这部书后来又成了《全唐诗》的底本，牟融的诗作也就这样完成了“正典化”的过程。
搞不清的是，这种造假链条在当时竟如此顺畅。
明人仿古写诗，书商伪题作者，藏书家收录，再到清代翰林编纂时盲从，一步步让伪作变成了“经典”。
更让人意外的是，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
元末明初人唐温如的《题龙阳县青草湖》，因“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绝美意境，长期被当作晚唐佳作，直到后来才被考证出真实年代。
并非明智之举的是，当时的书商为了牟利，伪造古籍的现象十分普遍。
除了诗歌，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都曾出现过伪托前代名人的作品。
这些伪作之所以能流传，一方面是因为模仿得足够逼真，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人们对前代经典的盲目崇拜。
要说这些伪作能火几百年，绝非偶然。
首先，它们的艺术水准确实在线。
牟融的诗语言洗练、意象清空，就算放在真正的唐诗选中，也毫不逊色。
其次，唐诗的“品牌效应”太过强大，后世对盛唐诗歌的集体崇拜，让人们天然愿意把佳作归入唐代。
更何况，唐末五代的战乱导致大量文献散佚，也为伪作“补位”创造了空间。
如今，牟融的名字已经被《全唐诗》新版附录移出，多数高校教材也加了“明人伪托”的注释。
但在一些短视频平台、通俗读本里，“唐代冷门诗人牟融”的标签依然存在，不少人还在为他的“唐诗”点赞转发。
个人觉得，辨伪并非要否定这些作品的价值。
毕竟诗是假的，情感却是真的；时代是错的，美却是对的。
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建立“知人论世”的阅读习惯，读诗前多查查史籍，看看诗人是否“有迹可循”。
同时也要明白，经典的魅力不在于“招牌”，而在于文字本身穿越时空的力量。
当我们再次读到“浮亭花竹频劳梦”这样的句子时，不妨在心底轻轻更正：这是一位不知名的明人，隔着三百年的月光，向盛唐递出的手掌。
让“牟融”回到明代，让唐诗继续做唐诗，这或许就是考据与审美最好的和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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